
当然,不用随机抽样方法,就无法用样本来直接推算总体分布。我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是用调查数据去建立一个计量模型,推算收入水平与其他消费变量的关系函数,其中一个关键的变量是恩格尔系数。再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数据带入这个函数,求得对应的收入水平数据,与统计的收入数据进行对比检验。结果很有意思,所得到的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计算结果跟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很接近;中等收入数据比统计局的要高一些;而高收入群体的差距高出了很多。
界面新闻:您去年也参加了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您看来,今年的大会与去年相比有何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吴恩达:我很高兴连续两年都参加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去年我们看到各个行业的人都对人工智能充满了热情,今年大家更多的将热情转化成了实际的应用,非常高兴看到人工智能的社区一路走来,在一年中有这么巨大的发展。
第一次的背离出现在2005Q4,从ROIC(TTM)与ROE(TTM)的计算结果来看,在Q4时期ROIC指标由4.44%上升至4.48%,环比上升0.04pct,而与此同时ROE由6.34%下降至5.94%,环比下降0.26pct。从贡献度的拆解来看,明显在时间段出现了财务杠杆出现负贡献。
相对比,国内的养老目标基金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海外成熟经验,魏凤春认为有三点值得我们学习,即认识到资本市场的多元性、提高风险意识,以及注重养老目标基金在个人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具体来看,首先是让投资者意识到资本市场的多元性。对于中国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新鲜的概念,相对于原先公募基金看重相对收益、相对排名,养老目标基金则是一个绝对收益的概念,海外养老基金对每年的收益和风险都有非常清晰的定位。
在高ROIC的前提下,拥有超额现金和低负债水平往往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较强,所以ROE也不会低,典型如白酒行业。总结而言,我们认为股权投资者的利益最终还是来自于公司的利益,这点和债权人一致。股权投资者如果忽略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只看ROE,一味加大杠杆风险,那么当公司因杠杆不可持续而面临ROE不可持续问题时,股权投资者也将承担风险和损失。我们对于未来中国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的整体评估是,中国的经济增速未来依然面临下行压力,而中国金融/债务周期处于高位,加杠杆面临约束。从这个角度来看,股权投资者也应该关注ROIC。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债务周期的压制下,依靠杠杆提升ROE的可能性变得有限,ROE的提升大概率将来自ROIC。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高ROE背后必然是高ROIC。
被动获奖则需要评委评价材料,评委不见得理解成果的精细微妙之处,按理很难精准地评出奖项,有时大家觉得结果难以服人,误认为是评委几个人在搞小动作。评选结果往往被评委的个人理解或喜好而左右。现实正好相反。主动报奖,申报者常常言过其实、粉饰太平,托人情、找关系、弄猫腻、打招呼等等,过来人或者曾经参与过的人都明白,还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这些动作不完成,可能会吃亏。